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在天津以日租界为根据地用各种手段扰乱我军后方。
利用失意政客如白坚武、郝鹏等收买汉奸、流氓，组织“便衣队”，经常由日租界出动，扰乱津市治安，萝北被我保安队击溃。
随后，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和日本驻屯军武官柴山亲自出面会见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妄想游说使于学忠与汉奸齐燮元等搞所谓“华北独立”，均被于学忠严词拒绝。
日本特务机关又唆使日军士兵骑着马在中国界内横冲直闯，肆意侮辱行人，在河北省政府(现金钢桥花园)大门口小便，甚至抢夺岗哨的枪，进行挑衅，制造事端。
于学忠再三向日租界驻军提出抗议，日军不但毫无收敛，反而更加猖狂，日特利用日租界的汉奸收买51军被撤职的团长曲子才及其同伙，窥视于学忠活动时间，几次阴谋刺杀于学忠。
如买通于的厨师在饭菜里下毒药；买通于的副官欲在卧室内枪杀于学忠；派刺客在于外出途中行刺等等。这些阴谋活动，均被于学忠预加侦知和防范。未能得逞。
1935年春季，于学忠忍无可忍，他警告天津日本驻屯军:“如果日军不停止挑衅及阴谋刺杀等一切险恶行动，即向日租界开炮！”
此后，日军在天津挑衅行为虽有所收敛，但日本向北平军分会及蒋介石要求撤换于学忠的军政职务。当时，何应钦即在北平，向于学忠通电话，请于自请长假。于学忠回电话说:“我叫外国人逼迫自请长假，我感觉太丢人，你撤我的职吧！”
不久，何应钦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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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忠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协定》达成后，蒋介石任命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调任甘肃省主席，并令于学忠所属的111师、113师、114师、118师向西安开拔，进驻陕、甘一带“剿共”。
张学良自 1934 年初任豫鄂皖剿匪副司令后，东北军有半数南调“剿匪”，半数东北军仍留在河北抗日前线。张学良亲口和阎宝航说，留在华北的东北军一兵一卒也不能动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1935 年7月，从上海又传来一个令阎宝航震惊的消息：杜重远因“新生事件”被逮捕入狱，“判刑一年零两个月”。对阎宝航来说，这好比雪上加霜。
早在1933 年 11 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因支持福建事变被国民党查封，邹韬奋流亡海外。
杜重远则挺身而出，继邹韬奋《生活》周刊之后，于 1934年2月创办抗日刊物《新生》周刊，十分的畅销。
1935 年 5 月，《新生》周刊发表—篇《闲话皇帝》短文，文中泛论中外君主制度时，提到日本天皇。说日本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因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
日本一切事虽奉天皇之命而行，实质上他做不得主。
于是，被日本人攻击说《新生》周刊侮辱天皇。驻上海日本领事亲自出面，以妨碍邦交，侮辱天皇为由，向上海市政府和南京政府提出抗议。
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训令上海市政府向日本帝国主义道歉，撤换了上海市公安局长，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关进江苏第二监狱，后移到沪西漕河泾监狱。
7 月 7 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称：“此次新生事件，确有不敬之处，殊属妨害邦交，以使国民务须尊重（日本）皇家之尊严，严禁同类之事，违者严惩不贷。”
阎宝航看到这个声明，便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恨酸楚的感觉。一个失去家乡故土的人，说几句有关日本天皇的话，却受到本国当局的指责和制裁，这到底是谁的政府呢？
气愤之下，他准备串联东北军几位高级军官准备联名上书蒋介石具保杜重远，后考虑到这样做会引起蒋介石对东北军的警觉而作罢。
1935 年 8 月上旬，东北军第 67 军阻止陕甘根据地红 15 军团向西南转进时遭到打击，110师几乎被全歼，师长何立中阵亡。
东北军剿共损兵折将，在关内的东北人中引起强烈震动，他们是复土还乡的资本，希望能经常听到有关东北军的好消息。
阎宝航曾说过，对东北军的这种感情，只有我们这些沦落之人才会有的。
但是，自从东北军67 军王以哲部、第 115 师何柱国部执行剿匪任务后，东北军打过胜仗，也吃过大亏。
师长何柱国就曾向他透露过：
红军不好“剿”，结果如何，难以预料。第一，东北军是北兵南调，水土不服，语言不通，民众歧视，官兵思想动荡，情绪不安。第二，红军是游击战，来无影去无踪，我穷于应付，有时一个营，一个连，一个排的被吃掉。第三，红军的俘虏政策最能瓦解我军。抓去的官兵又给放回来，士气无形中被瓦解。第四，红军不扰民，受百姓欢迎，我军所到之处，人地两生，百姓相继逃避，我军找不到向导，动弹不得，只有被动挨打。
阎宝航听到这些话，心里真不是滋味。东北军是被日本帝国主义给逼出故土的，却到他乡打起共产党来。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阎宝航看来，东北军现在打的仗，完全是一种内耗。
有一回，张学良和秘书张慎修来南昌办事，曾向阎宝航透露过，何柱国师长和红军打仗总结的那四条，也曾和给张学良报告过。
当时，张副司令什么话也没说。何师长一走，就把他叫过来问：“你对共产党如何看法?”
张秘书大吃一惊，没敢回答。张学良便坦率地说：“即使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恐怕也不可被消灭。”还说，“这问题也不妨研究研究”。
阎宝航虽然初步接触过共产主义理论，并无深入地研究，但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会到共产党的反帝政策，特别是九一八后的反日政策，确实是很得人心的。
1935 年 8 月 1 日，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抗日。
阎宝航看到后，极为赞成，果然能做到这一点，收复东北便指日可待了。但阎宝航对宣言中把张学良和蒋介石、阎锡山一样说成是“人面兽心的败类”“卖国贼”有看法。他认为，要集中国力，一致抗日，不能把张学良排除在外！
1935 年 9 月下旬，阎宝航收到了高崇民的一封信，信中请他于 10月初到上海有要事相商。
10 月 6 日，正在武汉的王化一乘江和轮在九江与阎宝航会合，9 日上午，他们与王卓然同抵上海。恰好，这时刚刚结束访问欧美归来的卢广绩也抵达上海。
此前，高崇民因曾对复兴社分子贺衷寒神化蒋介石而说过“领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的话，遭到通缉，一直隐居上海。
他的好友杜重远因“新生事件”被判刑关押在漕河泾第二监狱。于是，他常去探望。二人见面，勉不了说古论今，弹劾时弊。
一谈到东北救亡事业，高崇民便激情满怀，愤慨不已，杜重远告诉他，东北救亡，单凭爱国热情和横冲硬碰是不行的，必须懂得一些革命理论和政策。
随后，杜重远向他介绍一位年龄比他们小二十岁的同乡宋介农(孙达生)，俩人一见如故，在孙达生帮助下，高崇民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思想觉悟提高很快。
他们在交谈中，高崇民把张学良不愿参加内战，苦于抗日无路的思想告诉了孙达生。
“孙当即向中共江苏省委汇报了东北军的调动与张学良的思想动态。省委认为，统辖东北军的张学良符合当时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坚持抗日三个条件下联合的对象，应争取与其联合，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
省委指示孙达生做好杜重远、高崇民的工作，通过他们开展对张学良、东北军的工作。
所以，当张学良去西安就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之职时，孙达生则立即向上海党组织建议，“由他与崇民去西安，崇民做东北军上层统战工作，他做东北军的下层兵运工作，互相配合。
在取得党组织同意后，孙达生便向高崇民、杜重远提出了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他们的同意，同时，他们认为除了做张的工作外，还要做他周围人的工作。高崇民和杜重远决定召开一次复东会核心会议。
于是，高崇民便给阎宝航等写了信，请其务于 10月初抵达上海。
阎宝航和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卢广绩等人齐聚上海后，便一起去监狱探望杜重远，并利用这个机会，共同讨论时局，研究办法。
会上，阎宝航首先向大家透露了东北军 110师在甘泉县大小劳山被红军歼灭的消息。
大家认为，蒋介石“安内攘外”和不抵抗政策，断送了东北、华北，东北军参加“剿共”，是他消灭共产党同时消灭东北军的一箭双雕政策。要收复东北失地，打回老家去，必须停止内战，保存实力，准备抗日，否则复土还乡更无希望。
因此，应该设法说服张学良，利用东北军在西北之机，与杨虎城联络，停止内战，以西北为抗日根据地和国内各实力联合起来。
大家决定由阎宝航、高崇民起草给张学良的信。11 日，经大家讨论通过，随后又研究了用什么方式把信交到张学良手中，使他更容易接受。
杜重远说，高崇民不要长留在上海，应早日去西北向张学良面陈利害，并在东北军内开展统战工作，可能的话，也不妨在他身边襄助其事，这一点非常重要。
杜重远还因与杨虎城和杜斌丞素有交往，便给他们写封信，请高崇民代交。此外，他还给东北军、西北军方面的许多熟人朋友写了信，交给了高崇民。
会后，阎宝航回到南京，高崇民准备出发时，又想到一个问题未能在这次会上充分讨论，这就是只建议张学良转变思想，退出内战，那么下一步到底应怎么办，出路问题没解决。
他便把这个想法和杜重远讲了，二人商定，把阎宝航找回来再做商议。
阎宝航这次回南京，得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就在他们在上海到监狱探望杜重远那几天，即将回国的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与日本外相广田进行了一次会谈。
会谈中，广田提出了三点意见，即为著名的广田“对华三原则”：
一、中国政府不应挑拨一个大国反对另一个大国，中国要中正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只与日本建立友好同盟。
二、日本希望中国政府承认——如果不是在法律上，至少应在实际上承认满洲政府。
三、应建立中国和日本之间密切合作关系，携手反对中国共产主义。不仅在北方，而且要在全国各地消灭共产党。
阎宝航还得到消息，关于反共问题，行政院长外交部长汪精卫明确表示，中国愿意与日本讨论如何剿灭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共产党根据地问题。
当周宝航再次来到上海把这一消息告知杜重远、高崇民时，大家越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认为，虽然现在不知道蒋介石对三原则的态度，但可以肯定地说，蒋介石很可能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共同防共。在这个借口下，日本在中国各地驻军便会合法化，中国的主权必定丧失殆尽。
于是，阎宝航与杜、高二人再次群名给张学良写一封建议书，大意是；不能对蒋抱幻想，不能继续与红军作战，消耗实力。现在，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抗日运动有逐渐被镇压下去的趋势，不能再等待。东北军现集中西北，有利于整训军队，对外应联合苏联、外蒙，举起抗日其帜，打回老家去，不宜迟疑不决。
遂后，高崇民便持信与孙达生相约北上前往西安。
这年 11月 12 日，汪精卫遇刺，身负重伤，辞去了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职务，下旬，阎宝航来到行政院外交部演讲，新任外长张群热情地接待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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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张群的谈话中，他得到了一个重要情况；蒋介石在接见日本大使有吉时，向日方保证，为了重新调整中日关系，他将接受“广田三原则”。
阎宝航当即表示，中央政府这样做，对不起东北民众，东北永无希望了！张群劝说道：“我认为，委员长在给我的信中这番话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一点也请东北的同志放心!”
1935 年 12 月初，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时，阎宝航把他得到的关于“广田三原则”的消息透露给了张学良，并告诉他，蒋介石曾为此给张群写过一封信。
张学良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原则”也感到非常失望。他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拥戴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袖，参与“剿共”，目的是希望其能领导抗日，解放东北，现在，这种希望破灭了。
于是，他设法得到了蒋介石给张群的这封信，接着，去上海秘密会见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并请李替他秘密联络共产党的关系，同时，还探视了正在上海服刑的好友杜重远。
1985年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通过信件的方式与张学良建立了联系，1936 年2 月，中共派李克农与东北军 67 军军长王以哲达成互不侵犯协定。
3月初，张学良飞抵洛川，与李克农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4月9日，张学良终于实现了同周恩来在延安的会谈，确定了联合抗日的方针。
据说，蒋介石知道了他写给张群的信已落在张学良手中，便向张学良索要这封信，张学良却托辞拒绝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押后，蒋介石还曾在 1942 年，命令于学忠在东北军中查找过这封信的下落。
1936 年 11 月初，距西安事变前一个月，阎宝航以视察新生活运动名义到达西安。
在这里，他首先找到高崇民，了解他来西安后的整个情况。
高崇民于 1935 年 11 月到达西北之后，张学良甚为高兴，在金家巷楼上客厅单独会见了他。
高崇民向他转达了核心组的意见，转交了他与阎宝航、杜重远三人写给他的建议书。张学良唤出赵一荻小姐，与他共进午餐，随后，把他留在了西安。
在这里，高崇民广泛接触东北军的中高级军官，进行抗日宣传。他不但做过王以哲军长的工作，还亲自当面向张学良谈过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
在西安，他通过各种关系，与西北军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消除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误会，确定了不打内战，共同抗日，与红军三方面的西北大联合的方针。
1936 年 2 月，高崇民因与栗又文、孙达生合编秘密刊物《活路》，宣传联共抗日而被当局第二次通缉，在张学良的保护下，高崇民去天津躲避。
1936 年 10月，按张学良安排，高崇民潜返西安，住在杨虎城将军军需处长王惟之一座封闭的大院中，张学良、杨虎城经常在夜间来此与高崇民面谈。
经常来这里与他交谈的还有东北方面的王化一、卢广绩、王以哲、陈先舟等。阎宝航认为高崇民西行不辱使命，很是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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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张学良旧照
11 月 14日，张学良把阎宝航接到金家巷公馆。同时来到这里的还有卢广绩、蔡天才、王卓然、王化一等。
他们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张学良明确而坚决表示，不再参加内战，实行联共抗日，并进而谈到如何调整人事、掌握舆论等具体问题。
但他还表示，要以至诚去“感动”蒋介石，以实现其主张，在结束谈话时，张学良还要大家去和高崇民再谈谈。
事实上，阎宝航等人和高崇民在前一天晚上，已经在杨虎城的王军需处长家做过长谈，大家一致认为除了停止内战、联共联苏、实行抗日外，别无出路。
1936年 12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押蒋介石，迫其抗日，闻名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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